上访信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上访信

上访人：徐永海，男性，身份证：110102196011260811，1960年11月26日出生，住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新风南里10号楼6门501，邮编100088，电话：18600229405。

 

一、

2000年辽宁鞍山警察马毅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、酷刑辽宁鞍山的基督徒。基督徒李宝芝还被劳动教养，李宝芝不服劳动教养，为此复议、诉讼、上诉。在上诉开庭时，法庭上律师出示了被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、酷刑的证言、证词。其中：

律师郝庆华、刘朝东提供了孙德荣的证言：“将我两手分别用手铐拷在两侧暖气管子上，把腿用绳子捆上，用脏布将嘴堵上，然后一个人骑在我身上，另一位蹲在我脚上，用电棍过脚，这种滋味令我难以忍受”。·uiy

律师郝庆华、刘朝东提供了侯荣山的证言：“将我两手用拷子拷上，然后用绳子强行向上拉，用脚踩我两肩，还有一次，马毅将我两手分别拷在两侧的管子上，两腿捆在一起，马毅坐在我身上，用电棍电我上半身，用电棍在身上走了好几次”。……。“马毅当时还用鸭蛋粗600长（注：笔误应为1米）的木棍打我，当时多处皮下充血”。……。“用电炉子烤我的双膝，现在还留下很深的伤痕，记得给我上绳时，我没有按马毅的意思去交待，当时被绳子吊的我两次休克，昏死过去，现在想起来还有后怕”。

律师郝庆华、刘朝东提供了钮中芳的证言：“用绳子将我反捆，打我嘴巴，用拳头打我腹部，上绳，这样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，到了晚上约7、8点钟的时候，因当时马毅穿着毛衣、毛裤，由于马毅打的累了，热了，将外衣、毛衣、毛裤都脱了，只穿运动服，马毅打人打的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，这时我吐了两口血，见此状马毅就停了下来不再打我，到了半夜马毅又给我安排在另一间，用手铐分别拷在两侧的暖气管子上，固定在床上，扒掉袜子，一个高个子的警察坐在我身上，然后马毅用电棍不断地击我，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个小时”。

律师郝庆华、刘朝东提供了钮中文的证言：“有一弟兄侯荣山，51岁。遭到更加残酷的刑罚，从11月11日下午2点开始审讯，也就是受刑的开始，马毅等人用一米多长的竹竿，粗细3厘米左右，抽打侯的背部，运用的力度和频率无法计算，两根竹竿都打劈了好几半，人的背部怎能承受的住呢？侯一连半月不能仰卧，打人的累了，就让侯蹲在地上，不许坐，四面又无靠，在侯面前放一电烤灯（我起的名字，因不知是什么刑具），侯的眼睛烤的受不了，就要挺起脖子仰起脸，马毅等人在电烤灯的后面用竹竿打脑袋，随时纠正姿势，双侧膝盖部位烤起了四、五个大水泡，超过2个厘米左右，（已经留下疤痕），直至休克为止。”

在我们参加了李宝芝法庭开庭后，根据这些在法庭上的证言证词，我写了《就鞍山市基督徒被警察马毅刑讯逼供一事致全国人大的一封信》，致信给我的大学儿科学老师、基督徒、民革主席、全国人大何鲁丽副委员长。并写了《我所了解的辽宁省鞍山市李宝芝被劳动教养一案的事实和经过》发表在美国的华人基督教会杂志《生命季刊》上。来反映警察马毅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、酷刑这种违法犯罪行为。

我们的行为应当是完全正当的，是合法的，并且应当受到表彰。我们国家很多法律法规都是反对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、酷刑的。

可是我们却为此被抓了，被判刑了。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，（2004）杭刑初字第39号，被告人徐永海犯为境外刺探、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。

给我们定的罪名是：为境外刺探、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。即是说，我们写的文章，我们在文章中来反映的警察马毅酷刑、刑讯逼供鞍山基督徒这件事情，是危害了国家利益。即是说，警察马毅酷刑、刑讯逼供鞍山基督徒是在维护国家利益。

在这里我要再次大声说，来为自己辩护。公安人员马毅打人、酷刑、刑讯逼供鞍山基督徒，不是国家让他打的。马毅打人、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是他个人的犯罪行为。我们揭露这种犯罪行为不损害国家利益，反而有利于国家利益。把我们揭露这种犯罪行为，说成是危害国家利益，将我们判刑坐牢，完全是冤假错案。

在法庭上，我的律师钱列阳指出，给我们定罪的主要证据，仅仅是国家保密局出具的《复函》（起诉书原话），上面即没有鉴定人签字，也没有鉴定人的盖章。而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，证据必须出具正式的《鉴定书》，并且要有鉴定人签字或者盖章。（见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二十条，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二百零二条，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百三十八条）。

 

给我们判刑，使我们坐牢，是完全的冤假错案。为此我在狱中时，就上诉到浙江高法，之后我又申诉到全国最高法。

现，我为此上访，希望我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。

 

二、

2020年，我60岁，我理应可以办理退休了。为了有医保，还需要凑够25年的工龄，我还补交了5万多元。可是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却以《内务部关于工作人员曾受过开除、劳动教养、刑事处分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（1959年6月19日（59）内人事福字第740号）》将我近20年的工龄归零了，将我的退休金剥夺了。

剥夺我工龄和退休金的仅仅是一个《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退休待遇资格核准告知书》，连个编号都没有。

这个所谓的740号文件，是1959年由当时的内务部发出的一个文件。1959年到2020年，已经过去了六十一年。内务部早就不存在了，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还知道曾有个内务部。

这个740号文件中说到：“受开除处分或者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，他们的工作年限和一般工龄均应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”，就这样的字句，将我20年的工龄给归零了，将我应有的退休金给剥夺了。

这里的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”都是文革时代和之前的语言，早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了。可是却以“反革命”这样的名义，将我的工龄给归零了，将我应有的退休金给剥夺了。

这个740号文件属于文革和文革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，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。我的退休待遇是我20年劳动价值的积累，法律上属于社会保障法系，与刑事处罚的法律体系不具有关联性。北京市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60年前的文件剥夺我的养老待遇，属于公然违宪违法行为。

在我当医生时，我是凭着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，来每个月领自己的工资，并应当是自己的一部分劳动积累被交给有关部门。到了我60岁后有关部门理应把我的这部分劳动积累，以退休金和医保的方式还给我，使我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。

为此，从2020年到现在的2025年，我一直是坚持维权、上访维权，几乎每周我都到北京信访部门去上访，可是我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。

我真是想知道，他们是根据哪个文件？哪个法规？哪个法律？来把我定为“反革命”的。是的，我是被判过刑，但是他们是根据哪个文件？哪个法规？哪个法律？来认定因为我这被判刑，我就是反革命了。

我希望有关部门来回答我，他们是根据哪个文件？哪个法规？哪个法律？来把我定为“反革命”的。或者说，他们是根据哪个文件？哪个法规？哪个法律？来把所有被判过刑的都定为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”的。

总得有个新的文件、法规、法律，来认定现在被判过刑的就等于是过去的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”吧，他们的工龄要被归零吧。请出示这个新的文件、法规、法律。

如果说，没有这样的文件、法规、法律。那么他们又是根据什么，根据什么文件、法规、法律，就把“受开除处分或者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，他们的工作年限和一般工龄均应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”套用在我身上的，来剥夺我20年的劳动积累，来剥夺我20年的工龄，来剥夺我应有的退休金和医保，使我老无所养、病无所医。

现，我希望。有关部门把我的这部分劳动积累，以退休金和医保的方式还给我，使我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。

 

三

多年来，我没有任何收入，也没有低保、医保，生活十分困难，有病也不能得到及时治疗。

为此上访，我希望我老有所养，病有所医。

 

此致

上访人，徐永海

2025年8月27日